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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事陶行知研究四十年的回眸與感悟

  

摘要我研究陶行知40年,從私淑到做17年的專職研究,繼續19年的兼職研究,依據陶行知思想實驗并提出農科教統籌于1988年在全國推廣,全身心參編《陶行知全集》,在大面積調查、實踐和實驗基礎上開展理論研究。受陶行知“愛滿天下”教誨所養成的愛心成為我最深刻持久的動力,堅守住了自己的真誠,堅持用陶行知的精神和理念,在現實生活中不斷地做事,不斷去解決新問題,去生成現實中自己的創造力,不斷地去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標,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志于教育改進是40年研究中追求,但教育改進程度遠落后于期望值,仍需行以求知知更行。

  

關鍵詞:陶行知研究;教育改進

  

1981年10月18日晚,我聽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的新聞里說全國政協開會給陶行知恢復名譽。我當時在陶行知的家鄉就讀徽州師專(今黃山學院),離徽州歙縣幾十公里,感到這件事與我很近,對我的震動很大,好奇心使我覺得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對得起自己的內心。由此受陶行知影響而愛上教育,也發現教育確實有不少問題,是人類極難掌握的學問,便確立了以教育為職業,以研究為生命,把教育辦得更好為人生目標的人生定位。當時立言自勉:八一秋風撩醒思,志立教育造新世;拋卻身邊半根草,人類優教度此時。

一、私淑陶行知

得悉給陶行知恢復名譽后大約一周,在安徽省博物館展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生平事跡展的展板運到屯溪的延安路北端一個院子里展出,我就邀周冰等同學一起去觀看,還帶了筆記本想記下一些內容??戳私鼉尚r,仍覺得未能如愿。在即將離開的時候,我做了一件幾乎所有參觀者都沒有做的事--留下了當時講解的自稱歙縣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會的汪麥浪老師在歙縣的電話號碼和郵政地址,這一舉動成為后來我們的重要鏈接。

看完陶行知的生平事跡展覽后,我覺得陶行知說的許多話,做的許多事正合我心意。一接觸到陶行知我便有如觸了電,感到自己在初中三年級以后接受的大多是“填鴨式”的知識灌輸,不僅枯燥,而且讓人感到壓抑,突然發現陶行知的教育理念是“教學做合一”,非常鮮活,竟有種豁然開朗的感覺。我便開始了私淑陶行知的心路歷程,到圖書館找相關的資料,到書店購買相關的書籍,帶著考據心態悉心閱讀,拜訪教教育學的黃安瀾、錢含芬老師以及與陶行知可能相關的人,寫信告訴自己的好友并請求支持。當時在同濟大學上學的高中同學萬全便專門到書店買了《行知書信集》從上海郵寄給我。

1982年暑假前夕,我下決心更深一步了解陶行知的思想,萌生了假期到陶行知曾經就讀的崇一學堂舊址閱讀陶行知著作與資料的想法。我先寫信給看展覽后留下通訊地址的汪麥浪老師,問他我能否利用暑假到崇一學堂舊址看有關資料,他很快回信表示歡迎,對我的好學精神表示敬佩,盡力協助解決住宿問題,但是要求有學校的介紹信,因為當時到哪里都需要介紹信。汪老師的這個強調使我原本希望不告訴學校私下去的做法行不通了。經過激烈的思想斗爭,我終于鼓起勇氣,正式地寫了份申請,連同汪老師的回信忐忑不安地交給輔導員孫承平老師,請他出面到學校開介紹信。一天后他跟我說:“你要去,我和學校都是支持的,但根據規定,學生出去,學校不能解決車旅費,也無補助,你再想一想好吧?”我本來沒有企望學校給任何補助,可當時臨近放假,我口袋里只有20元錢,又估計到父母不會同意我的這個打算,不可能找家里要到錢,經過兩天兩夜的認真考慮,我還是決心去。

放假前兩天,其他同學急于準備回到分別許久的家,我寫了封信,將以前不敢向父母透露的歙縣之行寫在其中,請同鄉同學儲秀峰在回家的時候帶給我父親。放假那天,我在歙縣同學吳善金的帶領下來到古歙縣城小北街崇一學堂舊址,找到了汪麥浪老師。汪老師和程仁浩、葉椿遐老師像接待遠方的客人一樣接待了我,介紹我到歙縣教育局食堂搭伙。從此,我便埋頭苦讀,并將自己認為精粹處摘錄下來,記了4個本子的筆記。夜里就在門廳里臨時搭個鋪睡覺。這可以說是我踏進陶行知精神世界大門的第一步,也是我真正要與教育科學結緣的第一步。從那時起,陶行知倡導的“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和他的“教育是從愛里產生出來的”理念,就在我心中生根發芽,隨著時間推移不斷滋長。

回校后,我開始了依據陶行知思想的行動。第一個行動就是利用自己任校廣播站編輯負責人的條件,在校廣播站辦了個《教科園地》的專題節目,自己寫稿自己編發,由播音員播出,向同學們介紹教育科學的有關知識,當時任教務處副處長的程嘉興老師和負責廣播站工作的盧強老師都認為這是師范院校里學生十分需要的,給予大力支持。這個節目一直辦了兩年多的時間,編發了40多篇稿子。由于我寫稿時均用“曉陶”這個筆名,同學們后來都直呼我“陶先生”。開始覺得他們是在取笑我,后來也就聽之任之了,以至當成一種鞭策。第二個行動是1983年暑假辦工人文化補習班。由于1983年春天我就對屯溪的一些工廠做過調查,發現工人文化普遍比較低是個突出的問題,我就邀約中文系的江虞志、彭嘉華,數學系的江濤、曹勇道,化學系的胡學亮等人到徽州飯店和屯溪染織廠辦工人文化補習班。這兩個機構是我出面聯系的,對方也很積極支持,安排出職工上課的時間和場地。當時我們都是義務勞動,偶爾在徽州飯店遇到飯點時,曾經做過下鄉知青的經理會提供午餐。同學們都是憑著對第一次走上講臺的憧憬、激情與狂熱的支撐。當時遇到的難題是,這兩個機構的職工都是女工多,上課時免不了嘰嘰喳喳說話,我們就用認真備課、更多了解聽課者的生活與需求的方式,拿出“吃奶”的力氣,力爭將枯燥的教材講得生動有趣,用上好課來緩解這個問題。染織廠工會陳主席對我提高工人文化的看法高度認同,聽到一些職工反映有人上課講話的情況后,每次上課,他就坐在近百人的教室最后一排,也確實發揮了不小作用。這個行動讓我們這幾個人后來的教學實習都比其他人更好。第三個行動是組織1984年成立了徽州師專教育科學研究協會。由于我學習研究陶行知逐漸為校內外越來越多的人所知道,歙縣陶行知研究會到各地開講座常舉我這個學陶積極的例子,學校里一些班級或同學要去參觀崇一學堂就找我聯系或做向導。后來感到這種做法臨時性太強,便組織成立徽州師專教育科學研究協會。它是我和一些志趣相投的同學自發組織起來的,定時地在一起討論一些教育教學問題,有時一討論起來就要到上課鈴響起才結束。教育學與心理學老師錢含芬、錢繼芳、黃安瀾等人先后給予熱心指導,方前校長有一次推卻了已安排好的教務會議來參加協會的會,對同學們鼓舞很大。宋教務長知道這事后卻對我進行了批評。我畢業后,這個協會在錢靠成同學的主持下仍開展了不少工作,同學們還編了一本論文集。給我印象深刻的是,要支付這本集子的工本費時,財務部門認為沒有這筆可以用于學生活動的經費。葉光立校長知道這個情況后,二話不說,冒雨騎車到城里的銀行去取錢,直接將錢交給了同學們。這一“以人教人”的舉動對協會的所有成員都是很有效力的教育。

我這樣一個物理系學生迷上了陶行知,憑著自己少年意氣以私淑弟子方式沖進陶門,運用陶行知的思想進行實踐并獲得人生樂趣,真正走進陶行知的精神世界。40年后再冷靜分析自己當年對陶行知思想的快速入迷,與初中二年級前的自主閱讀直接相關,生成了參與文化傳承、承擔社會責任兩種強大的動力。

二、專職研究陶行知

了解陶行知生平并作分析后,我認為,陶行知1921年陪同孟祿到各地調查是他后來成就的重要轉折點,我明確認識到,從事田野調查才能走上自己想尋求的“人類優教”之路,便從1983年春期間開始進行調查,1984年暑假跑了太平、黟縣、石臺3個縣的每個鄉(公社),寫出調查報告得到徽州師專校領導重視,被推薦參加當時召開的徽州地區經濟文化發展戰略討論會。一個青年人迷上陶行知研究,還效仿陶行知做社會調查與教育實踐,這件事在當年陶行知的學生和積極參與陶行知研究的人們中傳開,我因此得到很多人的關懷。首先是當時已經成立的安徽省陶行知研究會將我的情況向各方面報告,陶行知曉莊時期的學生操震球(時任安徽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會會長)、安徽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王光宇和副主任魏心一、安徽省教育廳副廳長王世杰和辦公室主任汪平、安徽大學原校長孫陶林等人都給予過關懷和直接指導,并將我的情況報告給曾任中共曉莊學校支部書記和安徽省委書記的劉季平,劉先生吩咐安徽要做好對我的培養。他們在我1985年走上專職陶行知研究崗位后都成為我的師友,1987年2月25日,我第一次到北京參加在北京工業學院(現北京理工大學)召開的全國徐特立教育思想學術研討會,安徽省陶研會王世杰打電話把這一消息告訴當時已是中國陶行知研究會(以下簡稱“中陶會”)會長的劉季平,劉季平立即要我抽空去他家。2月27日晚我和同來參會的曾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長的杭葦先生一起到了三里河南沙溝1樓1門1號的劉先生家。他自己因病臥床,仍坐起身來和我們交談。他的夫人吳瀚熱情接待我們,我們離開前劉先生還下床和我們合影。短暫的交流很快就過去了,我能感受到劉先生對我的期望甚殷。此后他讓吳瀚老給我寫信,杭葦先生也給我寫過信。遺憾的是,這次是我和劉季平、杭葦這兩位同年(都生于1908年)長輩的最后一次相見,他們分別于1987年、1988年仙逝。

1984年10月18日,在崇一舊址上新建的安徽省陶行知紀念館舉行開館典禮,全國各地的陶行知的學生和研究工作者齊聚歙縣,我也榮幸受邀參加活動,并被安排做了一些適合我做的工作,結識了眾多陶行知的學生和研究前輩。從會議冊看到,我是參加那次活動中年齡最小的成員,因此而受到關注。正是在那次會上,一部分人提議成立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小范圍開會,先在歙縣開,次日轉到屯溪繼續開會。

在我臨近畢業分配前那個學期的3月,安徽省陶行知紀念館派程仁浩老師專程到徽州師專,找到校領導要求把我分到陶行知紀念館工作,并征求我個人的意見。當時在分配畢業生工作崗位時,有三家單位希望我去,并且都直接找到我征求意見:第一個是徽州地區民政局,當時在籌劃建立徽州地區特殊教育學校,想讓我去做籌辦人;第二個是徽州師專的教育學、心理學教研室,想讓我留下來任教教育學、心理學;第三個是安徽省陶行知紀念館。對以上三家我均表示“服從分配”,因為當時的畢業分配,自己確實不能起什么作用,完全是服從組織安排。安徽省陶行知紀念館的相關領導從3月份起,就向學校和相關部門多次請求將我分配到陶行知紀念館,僅程仁灝老師就冒著高溫跑到學校四次,還不知道他們打過多少電話,寫過多少信。

臨近畢業前,學校領導綜合各方面意見,也傾向于把我分到陶行知紀念館。但這件事遇到兩大阻力,一是我的家鄉安慶堅決要我回去,二是歙縣籍徽州師專的學生較多,都想回歙縣,而回去的名額有限。為解決這一難題,學校領導不辭勞苦多次開會研究,并在當年來自岳西的畢業生中發了張調查表,內容就是明確表態是否回岳西。由于三家希望我去工作的機構都不在岳西,我就明確選了“否”。數學系主任汪沸老師提出用一名數學系畢業生頂我的名額去安慶,安慶那邊不同意;又有人提出減少安慶去部隊的指標。當時主管分配工作的組織部長杜雪華老師作了大量工作仍未能解決,到了7月初還不能定下來,她就告訴我:“你回家等消息吧,這里的事我們負責,盡可能使你發揮專長?!蔽一丶医拥剿?月15日寫的信,信中說學校將我這一特殊情況匯報給省教育廳,王世杰副廳長對此很重視,省教育廳專門為此發了一個文件,同意我分配到安徽省陶行知紀念館工作。后來到徽州師專見到杜雪華時她告訴我:“為了你的畢業工作分配,學校開了不下20次專題會議?!?/span>

我工作后的第一件事是9月份帶著《陶行知的農村教育思想與實踐的研究報告》去合肥參加全省教育工作會議,當在江淮飯店三樓樓梯口遇到同來開會的徽州師專方前校長時,他笑著祝賀我:“您的愿望終于實現了!”我激動地說了聲:“首先要謝謝您!”

我到安徽省陶行知紀念館工作后,同時從事三個方面的工作:一是從事陶行知紀念館的講解;二是從事陶行知研究工作;三是在行知中學擔任一個班的高中物理課教學工作。此外,由于安徽省行知中學當時剛從普通高中轉為職業中學,需要進行一些教改實驗,徽州地區恰好也需要這方面的人員。因此,我當時還擔任教改實驗員的工作,經常到不同的學校開展調研、研討交流,撰寫研究報告。

從我1985年7月入職陶行知紀念館,到2002年將人事檔案轉到北京師范大學,我做了17年的專職陶行知研究,將人生中最年富力強、精力充沛的青春年華用在陶行知研究上。1985年社會上還有一些人思想未變,查陶行知的資料往往像做地下工作,不敢一開始就公開,待了解對方不反對時才能公開身份與想做的事。

由于我研究比較多,講解也比較多,重要人員的參觀主要安排我講解,有時是帶隊的人直接要求我講解,參觀的人也偶爾提一些完全超出講解范圍之外的問題。除去不在歙縣的幾年,我直接接待講解的對象十余萬人,包括中小學生和各類參觀人群,并總結出“看人說話”的講解原則,就是對每個進門的人先了解分析,然后依據對方的文化程度、需要與可能選擇講解的內容與方式,這樣針對不同的人群我可以講兩三個小時,也可在10分鐘內將整個展板講完,講解的效果獲得大家的一致好評。

在接待講解中也學習到不少,我先后為喬石、王忍之、任仲夷、穆青、李貴鮮、林佳媚等眾多領導人以及眾多社會知名人士講解,原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浙江大學書記張浚生就是在接待中相識并保持多年交往的一位。通過這種方式,我結交了不少天南地北的各界朋友。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吳學謙在一個細雨蒙蒙的午后由另一個人陪同,兩人穿著相同的羽絨服走進陶行知紀念館,我那天吃完午飯從家里騎自行車剛趕到,于一點半在他后面十米左右進大門,照慣例我會直接去辦公室,但由于在電視屏幕上常見,我一眼就看到他是吳學謙,立即主動上前去講解。他倆很客氣地與我對話交流,偶爾也提一些問題,言談微笑,舉止風度,隨和自然。直到看完所有展廳將他們送出大門,握手道別,我也沒有好意思問他是不是吳學謙副總理??粗鴥晌焕先嗽诩氂曛凶叱鲂”苯挚?,拐上解放路,才想起回頭問中午在門口值班的同事小吳:“剛才這兩位你賣門票了嗎?”小吳將我問話的意思聽反了,以為怕他漏賣門票了,大聲強調說:“賣了!”直到當晚黃山電視臺播出“吳學謙副總理來我市考察”的新聞,畫面上的衣著就是下午我見到那身衣著,次日《黃山日報》也刊出這條消息,我才確認那天下午我接待的就是他。與有的領導人來之前一兩個星期就通知打掃衛生、做好安保不同,他靜悄悄的來了,如他的名字那樣。這次交往沒有留下照片和任何其他憑證,他的謙和卻在我心中留下了長久的深刻印象。

三、提出農科教結合與統籌在全國推廣

有了此前從事農村教育田野調查的經歷,1985年我開始真正從深層次、理論上接觸陶行知教育思想及其實踐。這年5月,《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頒布,由于我之前對陶行知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實踐有了一定的研究積累和實證調研的工作經驗,單位及當地遇到與此相關的事就找我。

恰在那年,徽州行署專員吳存心、安徽省教育廳原辦公廳主任汪平、職業教育處副處長吳正領銜申請到了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的“七五”課題“陶行知教育思想與農村教育改革”。我成為課題組成員,也是課題報告的實際撰寫人,由此開始從理論上深入了解農村教育的問題。在研究過程中,項目組召開了多次研討會,組織開展了多次調研活動。隨著項目研究的深入,我們將目標逐步聚焦在“陶行知農村教育思想”這個點上。在那段時間里,陶行知的《中國鄉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一文我先后看過幾百遍,遇到不同的問題,從不同的視角再去看,就會有不同的理解。陶行知在文中曾提出過“教育與農業攜手”的真知灼見,結合這個觀點,改革開放初期的農村教育怎么才能更好地與實際結合呢?為此,我們想了很多點子,提了各種說法,如“農科教結合”“農科教統籌”“農科教合一”等等。我們在歙縣、休寧、祁門等地區做了“農科教統籌”的相關試點實驗,采取以職業學校為支撐點的方式,將學校教育、職業教育與養殖、農業、茶葉等當地農業生產生活相結合,以此讓教育與農業攜手。在廣泛調研和試點實驗的基礎上,由我主筆撰寫了項目調研的總報告,經項目組廣泛吸收和采納意見和建議,群策群力,前后修改達二三十次。這份報告后來被收錄在我的《教育改革行知錄》一書中。

1988年7月,我已經轉到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從事《陶行知全集》編纂工作。時任農業部部長何康到安徽調研,認為安徽的“農科教統籌”有特色有亮點,值得推廣,便給國務院寫了報告,請求在全國推廣。國務院廣泛聽取相關報告和意見后,成立了“農科教統籌辦公室”,各省也組建了相應機構。我在北京得到這個消息,雖然未能在安徽直接見到何康,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夠在更廣的范圍發揮作用,內心還是十分高興。隨著農村改革的快速發展,以“農科教統籌”的方式推進農村教育改革,在當時的全國的農村教育改革中發生了巨大的影響。但在一些地方的具體操作中,也暴露出過于借助“發文”“會議”“報告”來推進農村教育工作的弊端,一項好的研究成果如果僅靠行政力量強推就可能產生異化,這也為我后續從事農村教育改革研究提供了警示。

正是通過多年來在農村教育領域的研究和實踐,我深切感受到教育改革必須要與教育主體結合,與中國國情結合,從事教育研究,開展教育改革實踐,既要抬頭看路,要有前瞻性、全局性的世界教育視野;更要低頭拉車,要有接地氣、腳踏實地的本土教育實踐。

四、全身心參編川教版《陶行知全集》

1985年進入陶行知紀念館工作之前,我就自己掏錢買了些陶行知的文集閱讀。在湖南教育出版社先后分年出版《陶行知全集》六卷本后,每出一本我就買一本,悉心研讀。到陶行知紀念館工作后,我就把閱讀《陶行知全集》作為自己必須完成的基本工作,有空就一頭扎進去系統閱讀,并將它與此前不同版本的文集作比較。

在閱讀中我不斷發現一些明顯錯誤或有疑問的地方。當時心里就矛盾,一開始我不想在《全集》上寫字,就用紙條寫上疑問,夾在對應頁碼的書中,后來問題越來越多,紙條也越夾越多。有一次刮風把不少紙條刮飛了,再找到對應位置夾起來就很難,只好干脆在書上直接標注。1986年年底,我結合當時工作將6本已看過至少三遍,發現能確定的錯誤400多處,就用稿紙將它們依照先后次序謄寫下來。1987年年初,我鄭重其事地寫了一封信,提出這套《陶行知全集》由于時間及條件限制,選文不全,錯誤太多,應該組織重編,連同自己謄寫的??备遄咏唤o安徽省陶行知研究會。王世杰、汪平、王昌疇都覺得這件事很有價值,問我還有沒底稿,他們想把這個稿子要去。

后來我才知道,他們將我的手稿復印寄到北京中陶會,轉給了陶行知的二兒子陶曉光。陶曉光看到這份勘誤手稿很吃驚,也特別高興,對著《陶行知全集》文本一一核對,發現還真的是錯了,便拿著它四處游說需要重新再出版一套更全更準確的《陶行知全集》,但并未在中陶會達成一致意見。后來他就與樓化篷等人在中國陶行知研究會正式提出組織重新編輯出版《陶行知全集》的議題,也未得到通過??赡苤虚g陶曉光給汪平打過多次電話,寫過多次信討論此事,事后吳瀚告訴我,陶曉光拿著我寫的《陶行知全集》的勘誤到處游說要重編《陶行知全集》。當時我只知道自己1988年3月到6月底在安徽省教育學院參加完首屆安徽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討班,結業前準備啟程回歙縣的時候去王世杰、汪平家里,汪平告訴我:“我已經和陶行知紀念館說好了,給你一個星期的時間回歙縣收拾一下,盡快再回到合肥去北京,有重要任務?!辈⒄f:“你做好準備,要做長期打算?!笨伤龥]有告訴我具體要做什么事。待我回到歙縣后的兩三天她又打電話催促說給我買好了7月5日晚合肥到北京的火車票,要我5日中午前趕到合肥,但仍然沒有告訴我到底是什么重要任務,要去多久,只是要我從歙縣把冬衣都帶上。

1988年7月5日下午5點多,我拿著已經有人幫我買好當晚合肥到北京的128次硬座車票走進合肥站,雖然太陽已經接近地平線,經過一天暴曬的車廂內溫度仍接近50攝氏度。我渾身是汗,與眾多乘客扛著行李擠進了綠皮車廂,直到半夜過了蚌埠才覺得涼快。次日下午2點多到達北京,出站后依著丁丁老師先給我的乘坐公交的換車方式來到北三環中路46號3樓中國陶行知研究會辦公室。我見到馬婉老師便問要我來干什么,馬婉老師等幾位說:“知道陶(曉光)先生叫你來,但不知道叫你來做什么,陶曉光打招呼讓你直接去他家,你要直接去問陶先生?!庇谑俏腋鶕齻冎傅木€路去北太平莊坐16路公交車到皂君廟,到了曉光先生住的中國鐵道科學研究院宿舍。見面后,他拿出我寫的關于重編《陶行知全集》的信和勘誤的復印件在手里揮了揮,大聲跟我說:“小儲啊,你很了不起呀,發現了老夫子《全集》中那么多差錯?!苯涍^一段交談,陶曉光才告訴我:“看到你對陶行知研究很熱心,也很有成效,我們想重編《陶行知全集》,但是討論多時又不知道能收集到多少新的文章,心中沒底,不便做決定,也不好把這個想法說出去,讓你來就是先到各個圖書館和資料室查一查,真正摸清底細,待找到足夠多的未收文稿以后再作決定?!贝藭r我才明白當初不告訴我來干什么的原因,當時我所做的工作在中陶會也只有很少人知道。

7月8日在中陶會辦公室開了一個小會,研究如何開展工作,陶曉光、徐春軒吩咐辦公室在生活等方面協助我。接著我先后到戴自俺、陸靜山、樓化蓬、徐明清、吳瀚、蘇辛濤以及與陶行知相關的人家中收集可能有陶行知文稿的線索,然后到各家圖書館大海撈針地查找。

明了曉光先生的意圖,也明確了任務,于是,每天早上七點多鐘就從住處出發奔向各圖書館,先到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設在和平門附近的圖書館,那里收有1911至1950年幾乎齊全的各種教育期刊、圖書、報紙,我整個翻閱瀏覽了一遍。章咸老師熟悉館內藏書,常給我指點迷津,我節省了不少時間,在其中收獲最大,發現的新文稿最多。后到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每天八點多鐘圖書館開門就入館填寫借書單,把相關書籍借出來,就抓緊時間掃讀。很多書年代久遠,印刷質量差,很多報刊已發黃變軟,字跡已泛黃,也變得模糊不清,甚至有的字能看清楚的筆畫只占完整字跡的十分之一。全面抗戰時期的報刊有的連油墨都沒調勻。有時候一兩百字的文章要反復地結合全文推測,看兩三天才能認清楚。當時找到一篇《老百姓報》上陶行知的短文,看到主編是李敷仁,字跡辨認不清,就千方百計通過特殊途徑找到他的女兒李荷力,當時她在北京市委黨校工作,我就拿著復印件去問她。在李荷力的幫助下,我們兩個人一起花了兩個多月的時間才將約千字的文稿認全。那時候也沒有照相機拍照,在圖書館許可的情況下才能復印,而復印后,原本模糊的字跡更不清楚。在和平門,吃92分一碗的拉面按當時我的工資相比還覺得貴。為了盡量把時間用在閱讀上,中午就不出去吃飯,即使吃飯,最多就吃一塊面包,直到下午4點圖書館閉館收書再出門弄吃的。這種爭分奪秒、如饑似渴地“啃書”的狀態持續了整整四年,每天出來都是頭昏眼花,以至于我的視力在四年里由1.3左右急劇下降0.7-0.8,最后導致48歲就出現視網膜脫落。

考慮到戴自俺先生坐車不便,編輯班子常常在他北京鋼鐵學院(今北京科技大學)的家里開會。9月1日下午便在戴先生家開了第一次直接與編輯相關的會,孫傳華、陶曉光、蘇辛濤、王超英和我參會,事實上后來《陶行知全集》的日常工作便都是由這幾個人做。

經過幾個月查找,到1988年10月已經發現約50篇湖南教育出版社的《全集》未收入的文稿,中陶會方明、張建、戴自俺、陸靜山、陶曉光、蘇辛濤和我、王超英等人經過多次開會研究,最后在萬壽路的中組部招待所開會決定重新編輯出版《陶行知全集》,并打算在1991年陶行知誕辰100周年時公開出版。

接下來成立了編輯工作班子,新版《陶行知全集》編輯委員會組成。張勁夫、錢偉長、孫起孟擔任顧問,方明擔任主任委員,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的郭笙、南京大學的孫傳華、育才老校友蘇辛濤負責理論部分三卷的編輯,張邦民負責書信部分的編輯,聶大朋負責詩歌部分的編輯,后來又加上龐曾漱負責日記部分的編輯,溫致義負責英文部分編輯,戴自俺負責教材部分的編輯。大家一致推戴自俺先生任主編,陶曉光負責全面協調,王超英協助陶曉光工作,給我的工作就是負責到全國各圖書館查找軼文、相關資料和對外聯絡等。

我幾乎每天白天泡在圖書館,晚上再打電話和各方面聯系。我分別到過北京圖書館、首都圖書館、國家檔案館、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中央教科所圖書館、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上海圖書館、華中師大近代史研究所、武漢圖書館、四川省及成都市圖書館、安徽省圖書館、重慶圖書館、湘湖師范圖書館、南京圖書館以及各個陶行知紀念館。我從各地收集到的有關陶行知的各種復印或抄寫的文獻資料,竟堆滿了一間二十多平米的資料室。為了確保陶行知文稿的精準無誤,我對每篇文章、每個字,都要認真地考證、核實、校正。后來孫傳華找來洪橋幫助,并在南京就地找人幫忙;龐曾漱找來魯風和江長風幫忙;聶大朋找來劉有聲幫忙。北京的編輯基本結束后請丁丁、李能壽、龔思雪做審稿工作。這些便構成了當時《陶行知全集》編輯工作班子。

當時方明和陶曉光先生對我工作上要求很嚴,并專門寫信給清華大學副書記黃圣倫、北京師范大學副校長顧明遠等人,讓我拿著信去找他們協助查他們所在學校的圖書館、資料室找資料。在決定要趕在1991年陶行知100誕辰之際出版新版《陶行知全集》后,負責各分卷編輯工作的主編們都向我要資料,我有些應接不暇。方明要求我1990年必須在北京過春節,有信即復,有電話即回。當時中陶會經費確實比較緊,先后從外地來幫助工作的李能壽、龔思雪、張邦民、孫傳華、洪橋都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工作。其間,為了節省房錢,方明打電話找到北京四十六中學(現三帆中學)的校長,要他便宜些租出一間教室,讓我和孫傳華教授帶著中陶會的鋼絲床和鋪蓋住在里面。孫教授住了兩晚覺得實在不便,就找到陶曉光要求換個地方,住到他們院子里的一個小招待所里。

出版的決定做出后,在哪家出版社出版成為大家都感到難以解決的大問題。湖南教育出版社曹先捷明確表示不可能再出了。大家把較大的希望寄托在江蘇教育出版社。當時的主編吳為公很積極,并爭取江蘇省給予資助,但最終因資助未落實而成為泡影。吳為公則為未能在江蘇出版出版新版《陶行知全集》抱有深深遺憾。為了彌補這個缺憾,1996年他退休后,還堅決出一本收圖較全的畫冊《陶行知》作為補償。我曾在1988年寒假回安徽時專門到安徽教育出版社聯系,人家就根本沒朝這上面想。很有意思的是,2008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專門到北京找我想再出一版《陶行知全集》,我當時手邊已有十余篇未收入川教版《陶行知全集》的文稿,但我認為安徽教育出版社出新版還是不具備條件,被我勸退。四川教育出版社在1991年版的基礎上征求我的意見做了大量修改出版了2005年版,歷史就這樣陰錯陽差。

就在大家都四處聯絡仍無著落的時候,1989年暑假,從四川傳來了好消息,四川省委決定撥40萬元出版《陶行知全集》,這在當時可是天大的喜訊!于是一錘敲定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

接著在1989年9月召開有編輯工作班子與四川教育出版社領導金成林、伍堯參加的《陶行知全集》編輯出版工作會,決定在1991年10月18日陶行知誕辰100周年之際將《陶行知全集》出版出來。這是一個時間十分緊張的安排。1989年年底,我和陶曉光、王超英三人背著經過一年半搜集和編輯的稿子,坐了36小時的火車到成都。從北京的中陶會編輯工作組看,這件事已經完成了,可到成都后,先以為交接稿子一兩天就完成??墒?,四川組成了胡曉風、金成林、浦家駒、吳紀真、王屏漢、周良玉、羅智超、文龍、鄒青等人的工作班子。他們一看稿子,就有問不完的問題。于是,只能讓陶曉光、王超英先回北京,我留在成都,回答各位不斷發出的問題。

所有的問題最終歸結為一點:所有稿子的每一個字,每一個標點符號是否可信。由于多數資料是我到各家圖書館一個個查來的,一件件抄來的,我能回答一些問題,但空口難辯。胡曉風先生就提出,每篇稿子都必須有核對件,陶行知的書信除已公開出版的都需要信的原件復印件。于是我又將北京已復印的最原始出處的所有稿件再復制一套到成都,每篇文稿編號裝袋,但依然有一部分稿子找不到最原始的核對件,因為那時很多圖書館是不準對外復印原始的舊書刊的。陶曉光就用復寫紙抄寫,但胡曉風就不認這些抄寫的,陶曉光強調抄的時候是反復核對的,為此爭議很激烈。那段時間,成都工作組與北京的方明、戴自俺、陶曉光、蘇辛濤及各位編輯天天電話不斷,最終依然感到無解,中陶會決定聘請胡曉風先生擔任《陶行知全集》特邀主編,全權負責后面的編輯出版工作。于是1990年四五月間,由胡曉風先生帶隊,我和吳紀真、周良玉、羅智超、文龍、鄒青等從成都出發,到重慶、武漢、安徽、蕭山、上海、南京等的圖書館、資料室、檔案館再查一遍資料。

1989年底到1991年暑假《陶行知全集》交印刷廠之前,我斷斷續續在成都工作了一年多時間。中間有兩個春節沒有回安徽與家人團聚,隨時等候回答編校中的各種問題。尤其到后半段,問我這個資料、那個問題的電話和來信應接不暇,我所獲得的收益就是能將大量資料和數據記在腦子里,這大大增強了我的耐心和容量?!短招兄返暮笃诠ぷ鬓D移到成都,我成了其中唯一可以穿梭于兩地工作的人選。每一次離開前,方明、戴自俺和曉光先生都要做一番交待;每一次回來又都例行分別向三人作匯報。四川的工作班子前后進行了約兩年的工作,我以在成都為主兩地跑。由于沒有其他經費來源,胡曉風先生給方明、曉光等人打過電話,也要我向中陶會反映,最終決定中陶會撥給四川四千元人民幣,為了節省匯費,要我坐火車隨身帶去。那時人民幣最大的面值就是10元,四千元的體積還比較大,這是我第一次身邊帶上這么多現金坐火車出行,整個行程30多個小時幾乎未合上眼,生怕有閃失。為避免安全事故,到成都前就打個電話請成都那邊的省委宣傳部派輛車到火車站接我。

就這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我把自己埋在故紙堆里,終于1991年10月18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紀念陶行知誕辰100周年大會”之際,新版《陶行知全集》得以公開出版發行。

1991年《陶行知全集》算是出版了,但胡曉風、戴自俺、陶曉光和我都因“全集不全”感到遺憾,雖然我1992年5月回到歙縣,我們還常為此聯絡。直到1996年,由于當地水庫調度不當造成歙縣縣城的一大半被水淹沒,7月1日早上5點左右水位達到最高,我的住處被水淹到窗戶風波頂上。因事先毫無預報和思想準備,我多年積累的資料和圖片、照相機、家什全部被淹,幸運的是一家三口逃生。皖贛鐵路因此中斷運行17天。就在7月10日左右,我接到要我到南京開會研究《陶行知全集》11和12卷編輯事宜的電報。當時我擔心能否成行,每天到火車站去問何時能通車,終于在7月18日,我上了恢復通車后的第一列慢行的火車,穿著曾被洪水浸泡過尚有難以清洗干凈印跡的衣服到曉莊國際學校參會,當時胡曉風、羅明、呂長春、吳樹琴、屠棠都已先到了,大家知道我的情況都很關心。胡曉風告訴我為了讓我能到會他費了很大力,與各方面打電話,最后與管德明聯系才落實,所以我接到的電報是管德明打給我的,記得當時那篇電文如同命令那樣毫無變動的余地,要求陶行知紀念館予以支持。后經大家努力,第11卷1998年出版了,第12卷到2002年才出版,胡曉風任11-12卷主編,邀我任編委。

在第一個十年里,我學習、調查,裝進一腦子問題。研讀陶行知,更重要的是踐行陶行知思想解決當下遇到的問題。因為工作需要,陶行知先生所著文章,我都看過五遍以上,其中一部分文章看過不下幾百遍,但并不是機械重復地一遍遍閱讀,而是在教育研究、教育實踐中遇到具體的問題時再有針對性地查閱、思考。

五、在調查、實踐、實驗基礎上開展理論研究

在認識到陶行知的目標是“止于人民幸?!眲撛炖硐肷鐣?,我確定研究陶行知旨在創造一個更好的社會,讓民眾過上更好的生活。所以我一直在大量調查、實踐和實驗基礎上對陶行知進行理論研究,直接參與安徽省行知中學開展“立志,修身,求知,創業”的實驗的設計與實施,取得較好效果。

在注重實驗的同時,我從未放松對陶行知乃至整個教育的理論研究。根據文獻統計,截止2000年底,在所有以陶行知為題的研究文章中,作者發文頻次依從高到低的次序為:胡曉風,76篇;齋藤秋男,50篇;戴自俺,36篇;周洪宇,34篇,方明,33篇;方與嚴,31篇;胡國樞與我用儲朝暉和筆名“曉陶”所發的文章均為30篇[ 上海圖書館中國文化名人手稿館、麗水師范??茖W校圖書館編,《20世紀陶行知研究資料索引》,個人作者索引,上??茖W技術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404-461頁。]。雖然不同文章有深淺長短之別,這個數據還是能顯示2000年前我在理論研究與宣傳上處于陶行知研究的前沿。由于具有理科的基礎,我的研究范圍涉及很廣,包含了陶行知與郭沫若等人的關系、陶行知與圖書館建設、陶行知與印度、陶行知與內蒙古教育、陶行知與基督教關系、陶行知文章學思想、陶行知與戲劇、陶行知的人口思想等多方面內容,在當時的陶研學人還在關注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時候,便從跨學科的角度在梳理陶行知與其他學科的關系,被同行認為研究思路具有較強的創新性、前瞻性、跨學科性,走在了陶行知研究的前列。

這段時間,我的理論研究重點是生活教育理論,自認為將生活教育理論用數理公式簡明表示出來是一項有創意的工作。1988年1月18日汪永銓先生看了我的成果后說:“我個人讀了您的文章后很高興。因為我覺得教育科學的發展是需要像您這樣敢于跳出傳統的某些框框提出新設想的,把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結合起來也是非常需要的?!盵 儲朝暉:《中國教育再造》,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23-224頁。]我的另一個研究重點是陶行知與基督教。我專門到到屯溪的教堂里要了一部《圣經》,花了一年多的空余時間閱讀并寫出長文《陶行知與基督教》,認為“他是基督徒,又不是基督徒”[ 儲朝暉:《陶行知與基督教》,《金陵神學志》,1998年第1期。]。還有一個個性化的研究就是戴震與陶行知。戴震在隆阜的故居就坐落在我上學的徽州師專校園內。當時學校成立了戴震研究會,主要是一些老教授們發表研究見解,我也參與其中,對戴震的整個思想脈絡有了初步了解。戴震勇敢地反對當時在徽州影響極為強大深刻的朱熹的理學,反對“存天理,滅人欲”,主張“達民之情,遂民之欲”。陶行知公開表達生活教育就是要“達民之情,遂民之欲”,在哲學本體論上繼承了戴震的思想。我經過認真研讀、對比戴震與陶行知的生平與著作,從社會發展與時代變遷的視角寫出了《世紀輪:戴東原·陶行知》一文,帶到1996年在華中師范大學召開的陶行知研究國際學術會議上。這篇文章闡述近三個世紀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由親官轉向親民親物親赤子,由宣揚天理治民到遂民之欲,達民之情,由單純求知到行以求知知更行”[ 儲朝暉:《世紀輪:戴東原·陶行知》,載周洪宇等編:《陶行知與中外文化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74頁。],實現了尋古到問今的轉向。此外,我還研究了陶行知圖書館理論與實踐,從人口社會學的角度探討了陶行知的人口思想,為人口質量提高及人口問題解決都提供了思路。[ 儲朝暉:《論陶行知人口科學思想》,《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學院學報》,1999年第3期。]

第二個十年經過酸甜苦辣,沒有淚水,只有更強的信心和決心。我依據陶行知注重踐行的精神做實事,形成了在大面積的實地調查基礎上感悟的研究方式方法,力求把文理融合起來。

六、創立北師大研究生陶行知研究會

2001年進入北師大讀博士。由于當年北師大的博士新生安排住在大運村,要等大運會結束清理完才能入住,所以我們在9月20日左右才到校報到。報到后,我抽空就到原來熟悉的人和地方轉一轉,遇到幾個人都提出在北師大研究生中建立陶行知研究會。

接下來的動作很快,一開始是我和教育管理學院研究生陳啟剛邀約一些人在北師大團委辦了注冊登記,于是,北師大研究生陶行知研會就成為經有關部門登記注冊的學術性研究社團,其宗旨為: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學習陶行知獻身、開拓、求真、創造精神,研究包括陶行知思想在內的中外教育思想理論,并結合中國教育現實問題,開展應用性和實踐性研究,為中國的教育改革和發展做出貢獻。2001年11月28日我們開了成立會,中國陶行知研究會會長方明、副會長梅汝莉教授、副秘書長兼辦公室主任王鐵城和北師大博士生導師、著名教育史專家王炳照先生到會給予鼓勵和指導。大家推我為會長,陳啟剛為秘書長,會員總數20余人。接著我們以北師大研究生陶研會的名義申報了題為 “多維視野中的陶行知”,并獲準立項為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十五”教育科研課題(編號TSW1002)。研究會成立后,我們先后邀請多位專家作報告,如山西師范大學陳德安教授作了“荀子的道德教育思想”的報告、華中師范大學楊漢麟教授作了“歐洲九國教育觀感”的報告。

2002年9月16日新的研究生一報到我們就貼出海報征集新會員,報名的人很多,會員總數增加到65人,其中包括韓國和日本的留學研究生。10月18日是陶行知誕辰111周年紀念日,我們召開了“紀念陶行知誕辰111周年暨歡迎新會員大會”,考慮到陳啟剛即將碩士畢業離校,增補張蕊與陳啟剛一起任秘書長,并增補了理事組成新的理事會。大家就陶研會的發展紛紛獻計獻策?!侗本煼洞髮W校報》2002年11月10 日第2版報道了會議消息。10月23日,北京大學曲仕培教授應邀作了“北大名師治學精神”的報告。10月30日我自己為各位會員作“創造理想社會——陶行知的追求與我們的追求”的講座,使新老陶友更加深刻的理解了陶行知的精神。

2002年11月28日,北師大研究生陶行知研究會為紀念成立一周年,特邀著名的道德教育研究的專家、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所長朱小蔓教授來校做了題為“道德教育改革研究的趨勢”的報告,報告深受廣大陶友和同學們的歡迎?!氨本煼洞髮W校報”在2002年12月20日第4版刊發了會議及報告的消息。在中國陶行知研究會編的《愛滿天下》2002年第6期中報道了北師大研究生陶研會成立一周年的消息,《生活教育》雜志刊登了師大陶研會的介紹和朱小蔓的講座紀要。

北師大研究生陶行知研究會還與中國人民大學等北京主要高校的陶研會一起進行了多次交流與活動。2002年11月28日,陶研會主要成員參加了北京信息工程學院陶行知研究會發起組織的大學生支農討論會,與北京主要高校的陶研會一起進行了交流。

2003年3月26日,邀請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大學孫開鍵教授作了“美國測試有效性的概念和范圍”的講座,2003年11月29日邀請北京大學教授陳洪捷做報告,2003年12月4日邀請著名教育學者楊東平做報告,2004年3月4日邀請南京江浦行知小學楊瑞清校長做報告。根據2003年10月18日的會員名單,會員總數為70人??紤]到我將于半年后畢業離校,2003年11月12日產生了張蕊任會長,章建石任秘書長,李泳敏、李培利、蔣文學、周慧梅、張天雪、向幫華、賀婧為理事的理事會,我作為前會長在校期間仍參與活動。從2005年開始我擔任中國陶行知研究會副秘書長,繼續兼職做陶行知研究。

七、用陶行知研究推動教育改進

我在跨進陶門第四個十年,有所積累,套用顧準在臨終時的話說,我“感覺眼前,全是金燦燦的麥子,等著收割呢”。我更感到通過專業的方式改進中國教育的責任重大,于是在2011年12月發起恢復重建陶行知曾任主任干事的中華教育改進社,旨在繼承教育先輩的遺志,以專業的力量推進教育完善、教育家辦學、高考招生制度的完善,解決各種教育問題,集中精力推動自己認準了的教育改進和第三方教育評價,致力于把教育辦得更好。截止2020年底,發表論文200余篇,評論300 多篇,已出版教育專著500 余萬字。

10年中,我的陶行知研究聚焦陶行知與晏陽初、郭秉文、張伯苓、胡適、杜威等人的思想關聯與交往。2016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將我多年寫的陶行知研究的各種文章結集為《多維陶行知》出版,陶行知畢生的思想實踐可概括為“民主第一,自由始終;行動一生,創造其中”,從多維認識陶行知,不只是還原歷史,還旨在呼喚現實。他創造的生活教育理論、民主教育和創造教育理論完全沒有過時,他所堅守的民主、自由、創造、愛滿天下仍然具有很強的針對性,依然是中國社會至今尚未跨越的路標和尚未達到的境界。

我陪伴著陶行知研究走過了40年,被同行認為“最大特點是‘新’”,“總能夠找到他人尚未涉足或涉足未深的研究領域?!庇袑<抑囐澪覟楹髮W開拓了研究的思路,給后人指明了一條不再僅僅立足于教育學的陶行知研究體系,“具有較強的創新性、前瞻性,走在了陶行知研究的前列”“陶研思路廣,在跨學科領域很有創建,開創了多個新陶研領域”[ 劉大偉:《承繼與嬗變:陶行知研究的學術譜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92-97頁。],從編撰川版《陶行知全集》到在各領域研究的不斷創新,以及參與各類機構組織宣傳陶行知思想,正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走新陶行知之路。

研究陶行知、學習陶行知關鍵要學到陶行知培養學生的生活力、創造力、改造社會的精神之類的內涵本質。一些打著陶行知名義活動的個人和組織也常常由于對陶行知的無知以非陶行知的觀念綁架陶行知,還大行其道。把陶行知當成牌子、工具或神是對陶行知精神的褻瀆。把陶行知當成自己的老師,自己的朋友,站著和陶行知對話才是真學陶行知;跪拜在陶行知的面前,僅是念念有詞,寫文章、開會、喊口號,把陶行知捧得高,劃到某個圈子,關到某一個籠子里當成一個玩物,什么事情也不干都是假學陶行知,褻瀆陶行知。要用陶行知的精神和理念,在現實生活中不斷地做事,不斷去解決新問題,去生成現實中自己的創造力,不斷地去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標,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40年,我最深刻的動力在于受陶行知“愛滿天下”教誨所養成的愛心。我不斷積聚愛,雖難以企望愛滿天下,但這種愛確實是在一天天增大,能關照到越來越多的人的教育所失以及未能盡善之處,促進更多的人通過教育走向幸福。40年,我堅守住了真誠。無論是對陶行知等歷史上的前人,還是對當下愛我厭我的人,我一律坦誠相待,不諂不貶。面對40年來教育發展與問題并行,有的問題更為嚴重的局面,我志于教育改進心更切,志未移。雖然教育改進程度遠落后于期望值,但我仍要以求知知更行。行文至此,不禁感慨:志求優教四十年,別卻仕途與商圈。上窮史跡三千載,下察實況逾千縣。教育病痛心如鏡,改進行動身處先。忍看童少非健長,敢問上蒼借壽延?

  

本文來自《中國教育科學》2021第3期

作者:儲朝暉


發布者:   發布日期: 2021-06-07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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